作者｜小冉
今年暑期档，陈思诚携悬疑电影《恶意》回归。它有「恶女」标签、有坠楼谜案、有反转、有对媒体与网络暴力的讨论，也有实力派演员张小斐和梅婷的加入。而影片背后的推手，则是曾打造《唐人街探案》《误杀》《消失的她》的陈思诚。这一次，他带来了一个足够「敢拍」的故事：
在流量裹挟之下，一个「没有凶手的罪案」，以及群体恶意所造成的悲剧。
故事以一起坠楼案件为切口，通过三个女性角色的多重视角叙事和三次反转，试图探讨网络舆论与社会偏见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将普通女性推入「恶女」的深渊。
与此同时，影片还探讨了新闻人和媒体人在流量时代下的困境与责任。张小斐所饰演的叶攀就是影片中极具代表性的角色。她既是信息的传播者，也是情绪的制造者；她既需要讲真相，也不得不面对「KPI」和「热度」的裹挟。
而这，正是当下许多媒体人所面对的挑战。
这么来看，电影似乎还是很不错的，聚焦了社会现象，探讨了职业困境，还带出了女性议题，可谓是什么话题都沾了。
可是，立意真的大过天吗？我们真的可以抛下所有，只在乎立意地去看一部电影吗？
苍白的表现手法所压不住的「高立意」
《恶意》中所探讨的社会议题是尖锐的，但电影的表现手法却很粗糙。
《恶意》虽然看似在反思「网络暴力」、「舆论指控」、「给女性贴标签」等当下社会高度关注的敏感问题，但影片整体在表达手段上却显得过于生硬、形式化，甚至可以说带着一种急于输出观点的焦虑感。
影片在结构上试图兼顾三线并行、人物群像以及三次剧情反转，但最终呈现出的效果却是节奏失衡、逻辑混乱、情绪跳跃，像一篇堆满了社会问题关键词的策划文案。许多原本应有的戏剧张力最终被稀释为「信息提示」，而非真实的人物命运。尤其是在情绪层面的铺垫上，几乎所有关键节点都缺乏必要的心理过程过渡。
这一点在女性角色的处理上尤其明显。影片中的三个核心女性：护士李悦、母亲尤茜和主编叶攀，她们的形象都呈现出高度标签化的倾向。创作者似乎在试图用一些「社会可攻击性元素」来迅速确立她们在舆论场中的弱点。
而这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「贴标签」的行为呢？
比如，护士李悦在开篇就被贴上了「轻浮」、「危险」的标签。她抽烟、喝酒、在社交媒体上跳性感舞蹈，这些细节并不是自然地从人物性格中生发出来的，而是明显作为可供放大的缺点被设定出来的，她的所有性格特点，优点缺点都为影片的转折服务，自此，李悦失去了一个复杂女性该有的情感逻辑。
而在母亲尤茜的塑造上，影片则重复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模板。当剧情需要让她显得「可疑」和「失格」时，创作者再次选择了生活作风问题。这套手法看似快捷，但极其单薄。也让人物始终浮在表层。
此外，《恶意》中大量使用了快剪、新闻快闪、微博截图、弹幕横飞等视听符号来制造议题感，但这些技术手法并未成功转换为真正的电影语言。它们更像是社交平台热点内容的内容堆砌，而非艺术转译。
在《寄生虫》中，奉俊昊并没有用「穷人就是懒惰」，「富人就是无情」这种对立性的标签来概括人物，而是通过丰富的细节和复杂的行为逻辑，让每一个角色都带着属于自己的灰度，从而展现出了多面的人性。
图片说明：奉俊昊导演的分镜头设计手稿
这就是它区别于许多议题先行的作品的根本：不是批判，不是说教，而是呈现。
他们既有让人心疼的无奈，也有令人不适的贪婪。
比如父亲基泽，他一方面隐忍顺从、默默承担家庭经济压力；另一方面，在面对富人用气味进行无意识歧视时，也会展现出忍无可忍的爆发。这种爆发，不靠台词高喊「阶级不公」，也没有用字幕提示「这是压迫」，而是通过人物的细微动作、镜头的缓慢推进、空间的转换等精心设计的镜头语言来完成的。
图片说明：电影《寄生虫》
一千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它不明确地告诉你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而是通过呈现让观众感受，让观众思考。
换句话说，引人深思的电影不应该让人物的行为去服务设定，而是要用设定去反哺人物。每一个角色都不是某个议题的代言人，而是拥有生活逻辑与成长痕迹的活人。正因为如此，观众在看完电影后记住的才能不仅仅是标签或结论，而是人物的眼神、沉默、崩溃，又或是挣扎。
陈思诚模式的局限
《恶意》最大的优势也许不在于它作为电影在叙事和形式上的完整性，而是在于它敏锐捕捉到了当下观众普遍关注的一系列社会议题：流量时代、女性处境、网络暴力、媒体责任、舆论操控……
这些议题的时代性和争议性为影片赢得了极大的讨论热度，也让它具备了天然的话题传播能力。
从《消失的她》到如今的《恶意》，我们可以看到陈思诚作为创作者的制作倾向：
他走在大众情绪的前沿，擅长捕捉公共舆论。他的创作往往从选题出发，紧扣社会痛点，力图将现实议题转化为具有情节张力的类型叙事，并试图在商业与艺术表达之间寻求平衡。
不过，这种「议题先行」的创作模式也存在一定的挑战。当影片的核心目标变成引发讨论，它在剧本打磨、情绪递进与影像表达上的完整性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。尤其在人物塑造和情感节奏的构建上，如果缺乏更深层次的挖掘，就容易出现「主题先行，表达滞后」的问题。
图片来源：漫画谷。图片说明：电影《恶意》海报。
在《恶意》中，这种不均衡表现得很明显。影片确实呈现了多个现实切面，也尝试以反转和多视角叙事调动观众情绪，但在推进过程中也容易让人察觉到某种程序化结构。
先引入议题，再情节反转，最后引爆争议点……环环相扣之间，却缺乏了一些真正能触动人心的镜头，或能沉淀下来的角色细节。
这不代表影片没有价值，而是指出一种值得反思的创作趋势：在追求社会共鸣的同时，创作者能否就电影艺术和电影语言做出更多的思考？观众的讨论固然重要，但如果在离开影院之后，我们记住的只是议题标签，那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就还有提升的空间。
因此，《恶意》或许可以证明国产商业片也可以迅速聚焦社会议题。但若将视野拉长，下一部「议题型」作品是否还能继续靠这种结构奏效？观众会不会逐渐产生疲劳？电影创作者又是否愿意回到电影本身？
电影该如何探讨社会议题？
当我们在思考《恶意》为何不能很好地承载起其所探讨的尖锐议题时，不妨回头看看同样立足社会现实、却收获高度口碑的影片《白日之下》。
这部由香港导演简君晋执导的低成本电影，没有华丽包装、没有大牌流量，却凭借冷静克制的叙事、扎实的剧作和深厚的人文关怀，成功在一众商业类型片中脱颖而出，成为现实主义题材的代表作。
图片说明：电影《白日之下》
《白日之下》取材于真实社会新闻，讲述一位记者潜入残疾院舍暗访虐待案的过程。但影片真正动人的，并不是揭露真相，而是在这个过程之中，如何展现不同人物的心境、困境与挣扎。
它既有对社会制度的严肃批判，也有对人性中微光的深切描摹。
《白日之下》的镜头从不急于制造情绪冲突，而是以纪实风格慢慢揭开真相。观众看到的是极为节制的镜头语言、近乎冷静的空间调度和沉静的节奏铺排，但正是这种压抑式的推进，让影片的情绪力量层层积累，并最终在细微之处爆发，直击人心。
没有高声呐喊，只有恰到好处的音乐，但这些却能让观众深切体会到受害者的无助、施害者的伪善、新闻人的挣扎与制度的冷漠。
导演简君晋的创作逻辑并不是将议题拍成电影，而是通过电影中的人去呈现议题。影片中的每一位角色都不是议题的符号，他们有具体生活背景，合理的心理逻辑和情感弧线。也正因如此，当他们行动、反抗、沉默或崩溃时，观众才能被真正触动。
除此之外，影片对于新闻人的描绘也充满现实关怀。它没有将记者凌晓琪塑造成理想主义的救世主，而是刻画了一个不断在妥协与坚持之间摇摆的普通人。她会犹豫、愤怒、被误解，也会为追求真相感到孤独和无力。这种复杂性，让影片不仅是对社会问题的记录，也是对新闻职业伦理的温柔注视。
图片说明：《白日之下》节选
正因如此，《白日之下》才能实现社会议题与电影艺术的双重达成。它用一种安静的力量，推动观众去思考、去感受，而非单靠戏剧反转或话题引爆来完成观影体验。
这正是许多议题先行影片最值得学习的地方——不要急于说教，而要先去理解人物；不要沉迷结构，而要回到情感；不要只追求传播，而要真正在叙事中建立信任。
电影不是新闻发布会，不是热搜制造机，不是输出观念的工具。电影，首先是一门叙事艺术。
简君晋在采访中曾说：「不能改变世界，至少提出问题。」
《白日之下》用它有限的成本和克制的风格，完成了一个不算热闹但足够沉重的作品。这样的片子，或许不会「爆」，但值得被记住，也值得更多创作者借鉴。
1 号结语
国产片愿意去探讨社会议题是一件好事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期待这些作品不止步于「提出问题」。
立意是一部电影的根基，但在立意之外，扎实的电影语言、更加真实的人物建构，和更加节制的情绪处理也是必不可少的。
人们能否在共鸣之余也能感受到悲悯与思考，才是衡量一部社会议题电影是否成功的真正标尺。
《主编浅度》视频号
